宣德元年，汉王朱高煦于乐安起兵反叛。
在杨荣、夏原吉等朝臣劝说下，朱瞻基决意御驾亲征；出征前命郑王、襄王居守京师、协理朝政。朝廷大军抵达乐安后四面围城，朱高煦见大势已去，暗中出城请降，这场叛乱很快得以平定。
宣德元年八月，朱瞻基决定亲征乐安，出京前把北京交给郑王朱瞻埈、襄王朱瞻墡居守，又命定国公徐永昌等守皇城，安乡侯张安等守京师，黄淮、黄福等协理留守事务。
皇帝出兵讨伐一名亲王，京师仍由两名亲王坐镇。
这个安排承担着风险，胜负却从这里开始倾斜。
朱高煦把亲王身份当成对抗皇帝的资本，朱瞻基则把宗室分成两类：奉朝廷命令者可以守国，另建军政中心者必须解除武装。
乐安之役打出的，是这条边界。
朱高煦起兵时，最想撬动的并非乐安周围几座县城。他遣枚青秘密入京，联络英国公张辅；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取济南，准备以省城扩充兵马。
张辅当夜扣住枚青，直接奏报朝廷。
山东布政、按察二司察觉异动后控制靳荣，乐安籍御史李濬改名潜行进京告变。
三条线索都指向同一结果：汉王的王令只能在王府内部生效，离开乐安便撞上朝廷的官署、勋臣和监察系统。朱高煦还没有向外推进，济南与北京已经把门关上了。
他仍按靖难时期的办法布置力量。
王府设立五军都督府，王斌领前军，韦达领左军，盛坚领右军，朱煊领后军，几个儿子分别监军，另给追随者授予大帅、都督等官号。
官号很齐，兵权却没有随之出现。
永乐十五年，朱高煦被安置到山东乐安，朱棣削去他两护卫，并查出王府私募军士三千余人、制造兵器、招纳亡命。朱高煦保留了参加靖难的声望，也保留了一批私人武装，国家承认的卫所兵权早已被抽走。他能搭出一副朝廷架子，无法让山东军户为这副架子服役。
郑王、襄王留守北京，恰好把汉王的困境照得更清楚。
三人都是朱氏亲王，政治位置却由军政关系决定。郑王、襄王奉诏监国，身边还有勋臣与尚书协守，权力来自皇帝临时授予，也受朝廷官僚共同约束。朱高煦在乐安私置五军、私授官爵，试图把封国改造成独立权力中心。
宣德朝没有把所有叔王、兄弟都视作敌人，它只切断一件事：宗室血缘不能自动转换成军队、财政和官职的支配权。
张辅请率两万人讨伐时，朱瞻基并未怀疑他的战斗能力。
汉军数量有限，乐安城也不大，一名宿将足以应付。杨荣以建文朝任用李景隆的旧事相劝，夏原吉主张迅速亲征，朱瞻基随后对张辅说明，自己新即位，朝中可能还有怀有二心者。
宣德元年距仁宗去世不过一年多，朱高煦押注的正是皇位交接后的迟疑。若皇帝留在北京，勋臣与地方卫所还能把战争理解成两支军队的较量；皇帝亲临军中后，每一道军粮、每一处关隘、每一支卫所都成了对君臣名分的回答。
亲征也没有留下可供叛军利用的空当。
平江伯陈瑄等奉命防守淮安，防止汉军南走；指挥芮勋守居庸关，封住北面关口；丰城伯李贤、侍郎郭璡等督运军饷；阳武侯薛禄、清平伯吴成担任先锋。
北京由宗室居守，皇城和京师分别布防，粮运、关防、前锋各有负责人。
朱高煦等待的是年轻皇帝仓促离京后中枢松动，朱瞻基带走了大军，却没有带走朝廷的运转能力。
乐安孤城面对的已不是一名侄儿，而是一套同时处理京防、粮饷和前线的军政系统。
八月二十日，大军抵达乐安，四门扎营，城上发炮，朝廷神机铳箭还击。
诸将请求攻城，朱瞻基没有批准。他先遣敕书入城，随后又把敕书系在箭上射给守军，表示只惩办首谋，受胁者可以免罪。
城中很快有人准备擒献朱高煦。强攻会把汉王和守军绑在一起，赦免胁从则让王府内部重新计算生死。朱高煦当夜焚毁多年积存的兵器和交通文书，次日从间道出城请降。城墙没有被攻破，叛乱集团先从内部断开了。
平叛以后，朱瞻基把乐安改为武定州，将朱高煦父子押回北京，王斌、朱煊等首谋者交锦衣卫审理。班师途中，户部尚书陈山主张移师彰德擒拿赵王朱高燧，杨荣一度赞成，杨士奇以赵王并无实据、仅剩一护卫为由反对。
朱瞻基没有继续进兵，后来赵王主动献出护卫，仍保有王爵。
朝廷在同一场风波中处置了两种亲王：朱高煦另建军政系统，封国被除；朱高燧没有起兵，朝廷保全其宗室身份，再收回军事凭借。杀尽宗室容易，划定权力边界更难。
朱高煦后来死于禁中，诸子被诛，汉藩断绝。
乐安二十日留下的制度后果却早已落定。朱高煦把父亲依靠北平边军完成的靖难，缩成了王府私兵、伪授官号和几封联络信。他拥有靖难功臣的记忆，手中没有燕王当年的地盘与军队。朱瞻基亲征给出的结果也与叔侄勇武高下无关。
郑王、襄王能够奉命守京，汉王不能据封国发号施令。
亲王仍是皇族成员，却不再有资格自建一个朝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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